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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承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作者:钟敬文


内容提要: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泰斗,这篇遗作撰写于2000年中,曾被译成日文在域外发表,产生过较大影响。文章就口承文艺在社会文化史、社会伦理上的价值问题及其艺术表现魅力等方面,发表了精辟见解,论证了口承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关键词:口承文艺;民俗学;民间文学


  一、新的现实形势要求新的理论回答

  当我正执笔为口承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作辩护的时候,心头忽然想起一件学术上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被“四人帮”残酷捣毁了的学术殿堂的虚墟上,努力恢复固有的学术秩序,并准备进一步催促它的繁荣。作为我们努力的具体目标之一,是迅速为全国各地培养更多的和富于学术水平的教师和干部。我们高校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在暑假中,开办了一个民间文学讲修班,招收的学员,除高校教师外,兼及各省、市民间文艺研究会、地方的研究院和报刊有关专业的编辑人员。在该讲习班的特别讲演中,我作了一个题为《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讲话。内容是:民俗学的概念、性质、特点,及它与口承文艺的关系。其实,这仅是这个学科的一些基本常识。

  我当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讲话呢?因为有着现实的迫切需要。在这里,我必须简单回顾一下我国现代性质的民俗学的历史。这个学科在我国学界的发端,是在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1918年)。倡导者是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的九位教授,具体的活动,是发起“征集近世歌谣”和在北大日刊上刊载“歌谣选”。从那以后,这个学术活动又在南方另一所大学及民间知识界继续发展起来。到我讲话的1979年,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个年头了。但是,因为学术进程中间的曲折,我认识到有对中国青年学者讲述那学科的“基本常识”的必要。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文艺、民间艺术虽然颇受到扶植,收集和研究事业有一定的成绩,但是,民俗学的其他部分的事项,却被冷落了。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那时候是没有学者敢于公然提到它的。“四人帮”刚倒台后的那些年月,有些青年学者尽管对这门学科心向往之,但在知识上却所知甚微。在这样特定时刻,我不能不重新去讲述那些“基本知识”。

  天公不负有心人!经过那些讲习的新启蒙运动之后,有些地方的青年学者,热心地响应我们恢复民俗学的倡议,纷纷建立组织(民俗学研究小组、地区民俗学会等),并出版有关刊物。而经两三年的酝酿,在1983年,一个全国性的新中国民俗学会就在北京成立了!

  这段故事,现在已经成了历史。但是,它在我国民俗学进程中的作用是值得瞩目的。虽然它跟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性质不同,但是,在学坛新形势下向我们提出新的理论问题这一点却有些类似。我开始执笔时会联想到它的原因也正在这里。现在我把它作为本文的“楔子”吧。

  “四人帮”被推倒后,我们的学科恢复了生机,它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二十年来,各省、市相继成立了独立的地方民俗学会,或在固有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现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兼从事民俗学工作。有些省份,连县、市或“地区”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机构,从事搜集、整理、研究等工作。中央的中国民俗学会,自从创建以来领导班子已经照章改选了四届。前后开设过几次讲习班和学术研讨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员,出版过多册民俗学研究论文集及十册会务通信。

  自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高校开设了民俗学或民俗史的课程,都颇受大学生的欢迎;特别是许多培养外国留学生的高等院校,民俗学成为必设的课程,也为学生们所感兴趣。从1998年起,我国教育部调整高校课程,把民间文学学科仍保留在中文系,又新添了民俗学,把它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从此全国各高校更纷纷向教育部申请授权建立培养民俗学硕士的学位点。跟各高校原有培养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点合在一起,这种培养点为数已经不少了。被教育部授权培养民俗学博士学位点的高校,过去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现在已经扩展到新疆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这些情况对我国今后这方面学科专业人才的增长,无疑将起到急速推动的作用。各省、市的民俗博物馆的设施,近来也在不断扩展、加强。80年代只有山西、天津、南京等处有此种机构(有的还与历史等合在一起)。近年不但数量有所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并且刊行了具有较高质量的专门民俗学图书馆刊物。

  至于这方面理论研究及出版情形,就更有些使人惊叹了。在80年代中期,由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及民间文艺家协会合力主办的民族民间文艺十套志书、集成的伟大文化工程,多年来,经全国有关学者及无数地方文化干部、中小学教师的竭精尽力,到现在已经取得巨大成果——出版了百余巨册,其余各卷也在迅速定稿和准备付印中。这是中华各族民众传承文学、艺术的一次大汇集、大整理,也是当前我们学术界所从事的万里长城式的一件文化工程!这种成果,受到全球各国有关学界的重视和称赞。此外,还有些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丛书,如“中国民间文化丛书”、“中华民俗丛书”等,也相继刊行,使民俗学的知识得以广泛传播于一般读书界,本学科各种专门性的讨论会(包括国际的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影响深远。讨论及著作的热门主题,有国际性的萨满教及起源较早的傩戏等。而同样比较热门的著作,则有少数民族的传统史诗、古典兼民间的女娲神话等。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

  与本学科对外频繁的交流活动同时,我们对于外国有关的理论、学说的译述、介绍,也远远超过旧中国时的状况。新时期以来,我们不仅评介了时代较近的外国民俗学理论著作,如汤普生故事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考斯勒的象征主义、荣格一派的心理分析……都有学者们不同形式的译介;就是那些产生在19世纪的人类学、民俗学的古典名著,如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简本),也都有了译本。这些著作,正在为中国年轻的学者所瞩目乃至于认真运用。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约略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民俗学学科方面有着怎样进展的情形。但是,这只是事实的一方面(虽然是重要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它还有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之处。例如专业工作人员(包括高校的教师)的本学科的知识和辅助学科的知识,都有待于充实、提高;又如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的活动,往往缺乏应有的统一性,各自为政,不相通气,造成浪费人力物力现象;有些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目标不明确,或缺乏充分准备,使与会者感到所获甚微。这些缺点或问题,都是值得警惕并认真改正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民俗学研究中,口承文艺是否应该削弱?这个问题的提出,当然是有针对性的。下面请让我简述一下目前学界的形势和我们申辩的主旨。

 新时期以来,由于学界打开了学术JQ和打破了闭关的学术政策,过去一些时期被禁锢的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等),先后恢复“公民权”了。一些国外新兴的学科(或从我国当时的学界现状说,还没有被注意或介绍过来的学科),一时都蜂拥了进来。民间文艺学(口承文艺的研究学科),如上文所说,全国解放后,它在我们的新学界中是颇受重视的(至于所用观点的比较单一化是另一回事)。而从传统的民俗学的领域说,口承文艺从来就是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新时期开始时,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包括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来势越来越凶猛,问题就逐渐出现了。有的学者认为民俗主要是风俗、习惯,口承文艺与之性质不同。前者才是民俗学的真正对象,而风俗、习惯的研究,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更为贴近,因此不知不觉地向后者靠近。也有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对象主要是民间信仰(包括祭祀等),他们的外国祖师爷是弗雷泽,而中国的代表学者则是某某。因此,他们不承认口承文艺应该属于民俗学范围。也有些学者看到国内外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等一时势头旺盛,认为民俗学学科的存在已是“强弩之末”,其所属口承文艺命运的不济,就更不在话下了。这种学界新思想表现的一端,就是若干原来口承文艺的专门刊物,近年来都先后变质了。

  上述种种思想及某些现象,在当前尽管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在学界还没有打出鲜明的旗帜。但是,它的存在已经是真切的事实,并且产生着明显的消极作用。它使那些不明学科底蕴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感到方向迷离,心情困惑。

  因此,我们作为本学科的工作者,有责任弄清楚问题的底蕴,为受排挤的口承文艺的存在权作合理的申辩。在下节里,我要扼要地论述中国口承文艺产量的丰富和其所具有的种种价值,为它在我国“方兴未艾”的民俗学领域中重要位置的辩解作理论阐述。

  二、中国口承文艺矿产的丰富及其种种学术价值

  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我国境内口承文艺资料,是无比丰富的,它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文化金矿。

  一种学科的成立和能够不断发展,条件当然是复杂的。但主要的条件,往往取决于它对人群生活的有用程度,和它本身的丰富性。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口承文艺作为一种学科对象,无疑是具备无可辩驳的资格的。

  我国这方面矿产的富饶,在当今世界不同文化的各民族中,恐怕是很少可以与之相比拟的。正像大家所知道的,我们疆域广阔,文明开化又比较早。在有文字以来的数千年中,本身的文化绵延不绝,并且不断更新;同时又陆续融合了国境内各民族(部族)及周围许多民族(部族)的文化。直到当代,国境之内还拥有五十多个发展阶段各异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既与我们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接触、交流,又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自己长期传承的文化。因此,中华民族(包括现在国内所有的民族)的文化既源远流长,又广博而富有层次。

  口承文艺,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比整个民族中的上层文艺,更贴近广大人民的生活,亲切地表现着他们的经历、观察、感受和理想,表现着他们的艺术才华。这种野生的文艺,古代作家、学者对它有许多记录,像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就选录了不少的资料(民间故事、传说等)。明清以来的笔记著作中,同样有许多记录存在。更使人吃惊的,是近年来所记录的各类民间活态作品。现在中国境域内,有数以千计的县、市,无数的自然村,每个村差不多都有一个口承文艺库。例如日本的同行也知道的河北地区的耿村,就是一个故事的大仓库,那里已经被记录故事的选本就出版了五巨册。此外,湖北的伍家沟、四川的走马镇等,都是以盛产故事和故事讲述家出名的,并为国际学者所熟知。这种故事家所讲述的口头故事的种类,从远古神话遗作、历史名人传说到现代的生活故事、笑话谐谈,几乎样样都有。而且包含着不同时期的历史层次。这对于故事研究者的探源及清理它的历史演进过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中国现在口承文艺,除了它们的产量丰富,种类完备和层次繁多等价值之外,在作品内容及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各种优越之处,我也试分别加以略述。

  1.口承文艺的社会文化史价值

  口承文艺,特别像我们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的口承文艺,除了小部分是当前的创作之外,大多数的作品是历时的。因此,它所反映的群体生活、自然环境和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理想等,都不是限于一时的,而是长时段的,就像地下矿产那样积累而成的。这就更增加了它的历史价值。特别是那些反映史前时期或远古时期的作品,它的文化史的价值大都是很宝贵的。因为对于那些时期文化史的探究,单从文献记录或考古资料,往往不能得到真相。而口承文艺,它所提供的知识正好是对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最有力的补充。在这里,让我们试举一二例子吧。女娲炼石补天和用泥土造人的故事,它既是被记录于古文献的古典神话,也是广泛地传播于各省市民众口中的活态神话。这种神话粗看似乎荒唐可笑,但是,除故事的整体框架是幻想的、虚构的之外,像其中的炼石、捏泥等情节,都是反映了原始时代的制陶、建筑等工艺的社会生产活动的。就是那位女性的创造者,也是有她的社会人物原型的(我们知道,直到现代,有些文化较低的民族〔部族〕的陶工或建筑工还是由女性充当的)。又如孟姜女故事中的征徭役、送寒衣以及滴血认亲等情节,都是以当时的社会事象作素材的。又如许多少数民族史诗中的某些英雄人物,往往也有现实的人物模型存在。当然,在作品中,他们是被大大夸张了,乃至于变形了,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是一个“乌有先生”。

  总之,中国口承文艺是无限丰富的,同时,它所反映的历时的社会文化史资料,也是无限丰富的。它是民族的,乃至于是世界的社会文化史资料的大宝库。

 2.口承文艺在社会伦理上的价值

  口承文艺,是一定群体(民族等)的广大成员,在生产实践过程和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口头艺术。在这里(特别是在散文叙述作品里),它既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反映了人们的生活规范和有关的观念、要求。我近年经常反复翻读那些过去和当前记录的民间故事集(包括神话和传说的集子),深刻地感觉到,这里不是随便玩耍的预科场子,而是广大的、严肃的民间道德法庭。它强调正义、公理、真诚;惩罚罪恶、腐败、奸伪。就是那些涉及两性的浪漫故事,也多颂扬坚贞、纯洁和真挚的人情人性。虽然故事作者所强调的某些原则,在今天人们看来,已经过时。但是,其中那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意念和感情,还是相当感人的。

  口承文艺,强烈的道德感在故事中是到处可见的。如上文提到的孟姜女故事,它对于秦始皇的虐待人民和荒淫无耻是严肃批判的。反之,它对女主人公的坚贞、纯洁和机智(使秦始皇上当)却是饱含同情和歌颂的。又如全国各地妇孺都知道,并且百听不厌的《狗耕田故事》(内容有些像日本的《开花翁》),作者对于贪财不义的兄嫂和老实、忠厚的弟弟的赏罚态度是严明公正的。又如《叶限的故事》(即西方的“灰姑娘型”),作者对于善良的叶限的赏赐和对于后娘及妹妹的严厉处罚,是态度判然的。这类故事,一方面暴露着客观社会的丑陋、罪恶,同时又表现着群众(作者和听者)的社会伦理规范。口承文艺作品所以长期被传播着,是有它的道理的。

  如果民间这类幻想性的故事,表现着人群的较早期的社会情况,产生时期是比较古老的,那么,民间叙事文学中的现实性作品(我们惯称它作“生活故事”),像“长工与地主故事”,以及许多讽刺上层人物丑行恶德的笑话趣谈之类,则一般产生时期较近,而严肃的道德意趣是用轻松的态度去表达的。但是,两者在维护社会伦理规范的立意和作用上是大抵相同的。

  许多这种性质的故事,不但在产生的当时,对社会成员起着教训的作用,就在今天,它的讲本用意即使以娱乐为主,也仍然要或多或少地起着社会道德规范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民间传承文化的生命力比我们所想象的似乎更为长久。

  3.口承文艺的艺术表现魅力

  我国口承文艺,不仅具有数量丰富、内容珍贵等优点,而且作为一种野生的艺术,它也具有那些使人深感兴味的魅力。我们知道,一个已经进入文明阶段社会的文艺,大都分为作家的书本文艺和群众的口承文艺,而这两种文艺的起源是共同的,即“原始文艺”。两种文艺虽然已经分流了,但是因为种种条件的关系,口承文艺比书本文艺,在一般特点上(如思想、感情、主题、情节、语词等方面所表现的)更接近原始文艺。两者相比,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关系,书本文艺,自然有胜过口承文艺的地方。但是,这种优胜是相对的,作家文艺有占优势的地方,群众文艺也有它占优势的地方。后者的优点,如风格上比较简单、质朴、真挚等,而这种优点又往往正是它动人的力量所在。记得青年时,曾读小泉八云的《文学论》,他对于北欧民族散文史诗的单纯、质朴,作了高度的评价。它的意见,在我长期的口承文艺的学习和探索中得到印证。此外,有些民间史诗,篇幅巨大,气象雄伟(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远非一般作家的作品所能比拟。有些幻想性的叙事作品,虽属短篇,但表达情感真挚、深刻,往往也为一般用文字写作的作家所远远不及,如中国流传极广的《不到黄河心不死》故事,它表现一个痴情男子的至死不变的感情,故事在表现的力量上,真是“入木三分”。

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  中国各民族的诗歌创作,大都有自己的一套格律,而那些民族的口承作者对它大都运用自如,有的并能作出极富感动力的抒情或叙事诗篇。这种民间诗学上的财富也是不容我们轻视的。

  总之,口承文艺的作者,由于创作动机比较纯正,艺术传承的集体性及表演者与观众的互动作用等因素,使他们能够在作家文艺之外,另辟一条蹊径,并且其中不乏非常出色之作。这种优秀的民族文化成果,既是民族文化的宝藏,也是中国民间传承文化的研究者应珍视的学习对象。

  三、口承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不容削弱

  上面,我们简略叙述了中国口承文艺产量的丰富和它本身的各种优异之处,目的就是为了论证它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这里,我想就民俗学研究本身与口头文艺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作些简述,借以加强我的论证的力量。

  先略谈国外的情况。从民俗学的发端说,尽管德国现代性质的民俗学比美国的要早一些,但是,现在学界一般仍然从汤姆斯创用”folk-lore”这个术语的活动算起。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到现在已经历过一百五十多年了。汤氏当时所谓民俗事象,除了一些故习、俗信之外,就是歌谣、故事和谚语等。后来,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班女士所修订的《民俗学手册》(冈正雄〔日〕译本称为《民俗学概论》),书中把民俗事象分为三大类,口承文艺(故事、歌谣、谚语)即其一类。德国著名民俗学家山狄夫的《民俗学概论》也以歌谣、传说等为民俗学的构成部分。柳田国男的《民间传承论》,也以口承文艺为其所定民俗内容三大类之一(附带说一句,在他的全集里,属于民间文艺的专著就有六种)。美国学界中,所谓民俗学的著作不少,多指关于故事、歌谣等的研究。虽然有些学者在民俗论著的事象中排除了民间文艺的研究,但他们主要是社会学者,并且似是少数派。俄国情形更为特殊。他们把我们所谓“民俗学”这个术语的涵义,几乎全等同于“人民口头创作”。而他们关于民俗的研究,主要归于民族志学的范围。总之,从各国民俗学范围的过去和现状的界定看,口承文艺至少是它们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乃至于是主要部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再看看我国这方面的历史经历。大家知道,中国现代性质的民俗学,是起源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1918年)。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北京大学文科的一些教授,发起征集近世歌谣,并在学校日刊上选载这些歌谣。稍后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刊《歌谣》周刊。该刊前期所载资料及有关理论文章,都是歌谣资料和有关论文、随笔。后扩大刊载内容,旁及故事、民俗等。该会又出版过歌谣丛书(包括“歌谣小丛书”),所刊如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董作宾的《看见她:一首歌谣的整理和研究》。后来,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和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创立民俗学会(它是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一个机构,并非一般独立性质的学会),首先刊行的机构刊物,它的名称就是《民间文艺》(周刊)。后来,因为嫌它内容太窄,改为《民俗》(周刊),但是,所载的民俗资料,大都仍是口头文艺作品。特别要指出的是该会先后刊行的民俗丛书近四十种,其性质大都是资料集;而这些资料集在学术分类上也大都属于口承文艺范围。30年代初,我和友人在杭州创立中国民俗学会,刊行定期刊物及丛书,情况也与中山大学的相近似。

  从上所简述国内外民俗学书刊等历史情况看,它的收集、研究内容,是与口承文艺密切相关、血肉相联的。它的产量的丰饶和内容、形式的优越,我们今天乃至以后的一些时期的民间传承研究(民俗学),如果不是甘愿走那僻径小道,就不该削弱或淡化对口承文艺这种正当对象的研究(这是对民俗学整体的研究说的,至于个别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民俗对象的某些部分去进行研究,那是另外的问题)。因为不管从哪方面说,像口承文艺这样深广地反映着我国民族成员的生活和心灵的民俗资料,在民间传承的研究中是不允许不予以重视的。

  现在,国内有些学者对于口承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予以轻视或感到困惑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于上文所述的那些事实、道理缺乏认识所致。当然,当前国内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一时势头强劲,是造成那些学者对民俗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失去信心或感到惶惑的外在因素。但我以为,如果那些学者对口承文艺的各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如果他们了解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与民俗学和口承文艺学的差别与关系,那么,他们的消极或困惑是可以解除的。从另一方面说,他们正应该利用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资料去加强和深化他们对民俗学中的口承文艺研究的力量和成果。相关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往往可以成为某些学科的诞生或发展的有益助力,而不一定是使它受到削弱或任其消亡。

  总之,我希望目前中国学界,许多与民俗学有关的学科兴起,不要成为削弱民俗学固有疆域的消极力量。反之,应成为激励它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强固、更加发展的学术友军。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我要坚定地说,中国的口承文艺是中国传承文化海洋中,乃至于世界传承文化海洋中的宝岛。它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是牢固而且不能移易的!

  2000年初秋,于京郊八大处

  本刊在国内首发钟敬文先生的这篇遗作,以此纪念这位德高德重的著名学者。

  钟敬文(1903-2002),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2002年04期,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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